刚刚过去的4月17日，是美国的Tax day，个人所得税申报的截止日期，这是美国人最后一次在已实行了32年之久的复杂、落后的申报表上填写数字。
由于网络型产品边际成本递减、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明显，存在网络外部性和路径依赖，因此发达国家享有的竞争优势更为明显。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为了消除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减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针对上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为中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性部署并指明长期发展方向。从区域层面看，2016年上海的人均GDP为8.94万元/人，而贵州的人均实际GDP仅有1.68万元/人，不到上海的1/5。即便政府出台一系列扭曲性政策是出于良好的政策目标，人们也往往过多关注政策的收益，而忽视了政策的成本。中国的企业和官员面临着产品销售经验不足、配套不完善等问题，更面临着对网络型产品属性和竞争策略不了解的问题。第三，中国发展不平等情况加剧。
这种人为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很多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但是一旦政策变动就只能以破产告终。在新的产品类型和产品属性约束下，提供财政补贴、促进要素投入等传统政策，可能无法真正培育中国企业在网络型产品市场的竞争优势，造成政策资源浪费和产业政策失败。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废除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歧视民营企业的各种做法，消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权益保护不到位、市场准入障碍、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充分释放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相关改革包括改善营商环境，消除经营许可和要素获得方面的所有制和规模歧视，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等。以政府有形之手构建和维护使市场无形之手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
即便如此，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在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17年三个时间段，我国25岁以上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分别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壮大、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消亡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内容提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普通劳动者工资加快上涨，很多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多机器设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率领域转移，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我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不断迈上新台阶，就必然要转向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途径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研究表明，从劳动力流动中每获得一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可以实现同等幅度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例如，在1978—2015年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合计为56%，而其余44%的贡献便来自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重新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伴随经济增长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是遵循生产率提高的目标和顺序演进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很多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计量分析也表明，在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紧迫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 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认识全要素生产率，为寻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恰当抓手提供了有益启示。
可见，人力资本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虽然显著，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在任何时候，技术进步都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随着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传统人口红利加快消失，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例如，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为代表的教育大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教育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果各项经济政策分工不清晰、运作不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等短期调控政策在执行反周期职能之外，被赋予刺激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职能，往往会造成杠杆率高企、产能过剩等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市场选择赢家的资源配置原则。
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提高需要经历较长时期。我们可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种途径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发展绩效的对比，也显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作用。完善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政策机制。
我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相重合，这期间的人口变化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则近乎零增长。在宏观层面，应建立以鼓励企业创新和提质增效为导向的市场激励机制。
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指标具有高度综合性，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有利于从目标和手段上把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分开，使其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更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借鉴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总结发展中经济体推动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经济学家在分解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发现，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产出的增长，因而把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那部分增长源泉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然而，提高资本—劳动比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如果提高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会出现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反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在一些发达国家，企业的进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可高达1/3到一半。
在继续加大技术研发和教育培训投入的同时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就意味着，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用非市场竞争的方法扩大企业规模或者人为挑选赢家，都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相背离。
其中，户籍制度改革红利最明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正是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同时还应看到，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兼顾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提供了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会更多地从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发达国家则更多地从企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企业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优化、企业竞争、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进入高生产率产业，可以提高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人力资本除了直接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条件。
例如，我们对1978—2010年的平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行分析，发现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这3个生产要素变量只能解释增长率的76.1%，余下的23.9%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政府不能缺位也无法替代的职能是营造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允许自由进入退出的公平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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